童年琐忆
    我的童年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父亲患病，母亲出门帮佣，家里无钱送我上学，更无人管束我，因而在人们的眼睛里，我便变成了一个“野小佬”。也不能怪别人说我“野”，因为七八岁的我，穿着补丁衣，赤着脚，有时除了整天在街上游荡之外，就是到岳王庙里去玩，而别人家像我这么年龄的孩子，有谁不是衣冠整齐地背了书包入塾念书呢！
    我不但“野”而且很顽皮。一到夏天，我几乎一天到晚在大清港里、團河里洗冷水浴，把黄毛小辫子往头顶一盘，浑身晒得漆黑乌亮。我在伙伴中年龄虽然最小，然而水性却很好，趴游、汆板门（仰泳）、钻猛子（潜水）样样会，灵活得像条泥鳅，和伙伴们打水仗时，我尤其勇猛，许多大孩子也往往甘败下风。
    说我“野”，其实平时我很听父母亲的话，只是在贪洗冷水浴这件事情上，常常和母亲耍调皮。例如，有一次我已在團河里泡了几个钟头了，母亲到河边来寻找我，见我还在嬉水，她就叫我上岸回家，我不肯，她于是拿来了一根竹竿，说再不上来就用竹竿戳我了，我说：“你戳不到我！”这时，母亲就故意吓唬我，把竹竿向我射过来，我乘势身子往水里一缩，接着一个猛子钻出去好多路，母亲在岸上看不见我了，等了好久又不见我浮出水面，她着慌起来，以为我淹死了，就急得大哭。通过这件事，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从此以后，我也就再不惹母亲着急和生气了。
    故乡有句民谚：“沿小一看，到老一半。”意思是看一个人小时候的习性、表现，就可预见其将来人生的大致情况。回忆我自己小时候的事，也真有点意思。
    记得我十一岁那年，有位邻居老太，他有个媳妇，娘家在白衣堂（是生祠镇南五华里处的一个小集镇），媳妇的弟弟结婚办喜事，他媳妇早几天前就回娘家去了，老太太本来准备着把自己的一份贺喜礼金，到喜事当天亲自送去吃喜酒的，不巧，她的脚气病发了，不能走路。她见我平时腿脚勤快，于是，就央我替她把礼金红包拿了，到白衣堂她亲家家里去送礼。我一听，当时心里老大不高兴，因为这在当时是“小厮”做的事情，心想：“我又不是你家仆人，替你送礼做跑腿，真让别人瞧不起！”可是转念一想，那办喜事的人家与我家也很熟识、要好，如果乘机也送些礼金去，那么，我就可以作为客人的身份出现了。可是，送礼金这事是要征求母亲意见的，我也懂得这个人家毕竟不是我家至亲，这份礼金是可送可不送的，何况母亲手中也拿不出像样的礼金来，而如果背着母亲由我出面去送，那么他们知道我家家境困难，是不会计较礼金多少，也不会收受礼金的，这样既可以完成邻家老太的差使，又可以做客，还可以吃顿喜酒，心里这么一盘算，我就答应了老太，于是就瞒了母亲，偷偷地拿了母亲的一百六十枚铜钱，用红头绳串好，和老太的礼金一道放在包里，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和鞋子，就去白衣堂贺喜。到了那人家，只见贺客满堂，我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去向主人说明来意，递上一大一小两个红包。他家待我很客气，“中面晚酒”（靖江风俗，办喜庆，中午吃面条，晚上吃酒筵），俨然上宾。我也一本正经地陪他家亲戚朋友们坐着，听他们拉家常，不跟小孩子们玩，晚上告辞回家时，新郎倌果然把我送的礼份退还给我，对我说：“谢谢你家这么客气，回去告诉你家大人，我们一概不收礼份。”我见他没有把另一份红包交给我带还给老太，就说：“你不收我家的，那么老太的礼份怎么又收的呢？”他说：“我也要退还的，只是不再劳你的神了，我姐姐过两天就回家，让她带还给老太吧。”于是，踏着明亮的月光，我一路哼哼唱唱地回到家，正好母亲帮人家开夜工还没有回来，我就把铜钱一个不少地仍放归原处。
    这一件事是被我估算准了，白衣堂那人家确实是不会收我的礼份的，我做了客人，吃了喜酒，达到了自己的预计，这件事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我就开始遇事用心计，动脑筋，这件事也可以说是我后来生活中凡事总爱深思熟虑，老谋深算的开端。
    还有一件事，那是发生在我九岁那年。中秋节到了，我看见别人家孩子把又香又甜的月饼往嘴里送，又是“全清”的，又是“洗沙”的（编者按：“全清”、“洗沙”为苏式月饼的名称），馋得我直咽口水。我回去就向母亲要钱买月饼吃，母亲没有钱，她也没有理会我。其实这时候母亲的心里是多么难过啊！可是我毕竟还是个九岁的孩子，不但不能理解母亲，反而发脾气，把门板都撞倒了。过了两三天，有人送脏衣服过来洗，母亲出门做佣工去了，我就接下来，学着母亲的方法，把皂荚捶碎泡在水里，（那时还没有肥皂，人们都从皂荚树上采下皂荚，捶碎泡水去污）然后，把脏衣服放进去，浸泡一会儿，用力搓揉，洗净、晾干，挣到十六个铜钱。我拿了这十六个铜钱就去买了三个月饼，给了父亲、母亲各一个。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要吃、要穿就要靠自己赚钱，要自己挣到的钱才有吃，才有穿。于是，就在思想上逐步生长起做生意、赚钱的念头。而且从这件事中，我还体会到“靠人都是假的，跌倒自己爬”，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现在想来，这件事正是我后来在生活和创业的道路上，主张自力更生的发轫之始吧！

    一生学费
    我小时候正是清朝光绪皇帝做龙庭的时代。从我六七岁开始，父亲患病，母亲帮佣，家贫如洗。我十岁就上街做小贩，虽然能够挣几个铜钱补贴家用，然而随着渐懂世事，觉得这样混下去总非长久之计。那时候看到比我大的，比我小的孩子都每天背了书包到私塾去读书，我心里倒并不羡慕，因为在我幼稚的头脑里，只认为自己父亲一生读了那么多的书，到头来反而是受了读书的害，读书有什么好处！所以，平时我是从来不到书塾那边去玩的，十岁、十一岁、十二岁，转眼三年了，我只一门心思放在做小贩生意上。我人虽小，但却喜欢上了做生意这行当了。我们的街坊邻居有好多人当时就是到苏南去跑单帮、做生意的。他们从苏南赚了钱回来很得意，因此，我心里很羡慕他们。这时我已经懂得他们出去做生意，可不像我在本街上做小贩，他们必须会写、会算、会记账、会打算盘，不识字的人是不能够出远门做生意，是赚不到钱的。而我想想自己，现在大字不识几个，羡慕他们也是白搭的，于是我就和母亲商量，提出来要入塾读书。以前，有一段时期，父亲曾教我读过《百家姓》，也读过一部分《大学》，后来就中断了，这回母亲见我主动要求拜师求学，心里当然高兴，她答应了。但是家中三餐难继，实在没有多余钱给我交学费，于是，母亲就到一个私塾中去跟先生要求，收留我入学。
    在那个私塾里，坐塾的老先生是我们家族中的长辈，是我的“太公”辈，他是前清的廪生。太公老师答应我入塾了，新年一过，开学了，十三岁的我才第一次背着书包上学。书塾里的同窗，大都比我年龄小，所以我暗下决心，要勤学苦读，要比大家多学点知识。白天上学，我就在太公老师那里读书；放学回家，父亲身体舒适时，晚上就由父亲教读，他督促我，检查我在书塾所学功课，还另外给我讲书，教我诵读。由于父亲教导严格，我自己也有心用功，所以先生布置要背诵的、复讲的和要默写的文章，第二天我到书塾里总能背得熟、讲得好、默得出，因此，我从来也没有挨先生打过手心。同时，我读书的进度也比其他孩子快一倍，不到一年，我就读完了《中庸》、《论语》，还读了《千家诗》，还学对“对联”。一年之间读了这许多书，除了应该感谢太公老师的教导之外，还应该归功于父亲的教导。我读了一年书，学期快结束了，学费还没交，虽然当初我母亲去请太公老师收我入塾时，太公老师就说过是不收我学费的，但是，我不付学费是不安心的，而年关在即，母亲又没有钱缴学费，于是进入腊月后，我就糊“灶神轿”出售（靖江风俗，腊月廿四日晚上，家家要烧化一顶用红绿花纸和芦苇杆糊紥而成的小轿子，说是送灶神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销路很好，我赚到了钱，就给太公老师送去八百文钱，其实别人只需交六百文钱，我说我读的书多，所以送八百文钱。
    开过年来，我不上学读书了，一是家里维持不了我的学费，最主要的还是我想出去做生意。太公老师知道后，很替我惋惜，认为我可以读书，孺子可教，能有前途，可是我决心已下，不再改变。
    我古稀之年曾有一首诗：
    一生学费钱八百，
    夜卧一张竹编床。
    日食三餐元麦糊，
    半世事业万人功。
    前三句，主要是说的我童年时代的情景，而第一句就是说我读书一年即辍学之事。
    我这一生，正规上学读书，就这么一年时间。虽然勤奋努力，读了人家孩子二年才能读完的书，但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后来就感到学问很不够，对一些书只是一知半解。在奔牛学徒满师以后，每年有两个月的休假期，我就利用这两个月时间，回到生祠镇家里，请父亲给我补课。两个月中，父亲就给我讲了一个多月的书。在家里，我还认真阅读了记述三国、东汉、西汉等历史的史书，学到了不少知识。父亲写给我一个座佑铭：“义者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得无道之金。”他还讲了很多的故事给我听，我印象最深的有：东汉时候有个人叫杨震，他新任东莱太守，上任时，路经昌邑，而昌邑县令王密，就是以前经杨震举荐而做官的。王密知道恩师过境，特地去拜见，晚上带了十斤黄金送给杨震，杨震正言厉色对王密说：“作为老朋友，我很了解你，而你却不了解我这个老朋友，这是什么原因呢？”王密说：“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人知晓呢！”于是王密很惭愧地跑走了。又如：子路穷得很，子贡知道他过不了年，就暗中送钱给他，塞在他的门口，金子上写着：“天赐黄金一锭”。子路早上起来，开门拾到这锭黄金看了看，就随手向门外一扔，说：“横财不富命穷人！”父亲讲的许多历史故事，对我教育很大。我也曾经问过父亲替人测字有什么“门槛”，“没有”，父亲告诉我说，“我的测字，依字而析，据实而编，多数是劝人为善，或者替人解释忧愁、排遣纠纷、化解恩怨而已。”父亲写春联，也多数是到《格言联璧》书上选择。他把这本书送给我读，我以后就选了很多格言来作为修身养性、待人处世甚至管理企业之用。后来，我在奔牛开了店，把父亲接到奔牛住在一起，我还是经常听父亲讲书。因此，我的父亲是我一生中给我“传道、授业、解惑”时间最长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