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国钧高职校，刘学进先生并不陌生，作为刘国钧先生的孙子，他多次莅临学校参观访问。因为每次只是远距离瞥见，给我的印象仅是刘先生干净利落，颇有“港人”气质。
    今年，为商讨刘国钧文化中心的筹备事宜，我随同老校长王亮伟先生分别于1月9日及1月17日两次在常州及南京与刘学进先生会面。由于都是借刘先生从香港来内地分别参加常州和江苏省政协会议的间隙，所以时间显得很紧迫，两次会面加起来也不过半天时间。因此，大家都直奔主题，少有寒暄。时间虽短，我却有了近距离听其谈话并观其“风度”的机会，便对刘学进先生有了更深一些的印象：真不愧为国老后人，举手投足间投射着大气干练的气象，谈吐中又不时流露出侠肝义胆的柔情。
    学进先生和王亮伟先生交谈显得十分默契，虽然一个在香港长大，一个长期担任公办学校校长，我原以为香港人和内地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等有较大的差别，思想交流会有困难，但似乎他们谈话并没有什么障碍，谈起对于文化中心的未来规划和工作，很有共鸣。最让我称奇的是，在交谈过程中自然流露出的彼此对于国钧老先生的情感和对未来的憧憬，是那样生动和谐。这，是源于对刘国钧老先生的共同敬仰？还是对传承刘国钧精神的共同愿景？此时此刻，显得都是！
    学进先生讲，小时候他跟随祖父在内地生活了很长时间，现在又分别担任常州市和江苏省的政协委员，对于家乡确有自然的亲切感和亲近感；而对于老人家（刘国钧），他自小就非常爱戴、尊敬，随着个人阅历的增加，更加从内心认同祖父的经营之道，赞叹他的爱国情怀。他认为做一些传承国钧精神的文化工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本分。
    因为研究刘国钧的需要，我们事先约请学进先生提供一份家谱人物关系资料，并表示不急着索要。哪知在当晚，他就认真的草拟了一份，第二天见面时就交到我们的手上。看到家谱资料上的繁体字，我才意识到他的教育背景，但在交流中他那很流利的普通话，又让人觉得他不像个“港人”。
    学进先生给予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对于祖父的感恩之情；尤其对于祖父给予自己的爱，他有着非常深刻的感悟。对于祖父，他的回忆充满着深情：“很多人都认为他（国老）精明厉害，有些怕他。但在我心里，祖父却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小时，我与他一起生活了15年。每年的寒暑假，我常常陪同在老人家身边，50年代，我们居住在南京北京西路38号“省长官邸”，我白天跟随祖父上班，晚上则睡在祖父母的中间，听故事，欣赏祖父的藏画，祖父教我认识什么是“工笔”和“写意”，而祖母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些慈善，接济穷人。我是在享受着祖父祖母对第三代关爱中长大的。”
    刘国钧先生的齐家之道中，家风的严格在学进先生的谈吐中也偶有所得，谈及很多问题时他强调最多的就是请我们将研究资料及时整理并及时传至香港的刘氏和查氏家人。
    对于他的上辈，学进先生充满了崇敬之情。他说起刘汉堃先生：“真是一位商场高手，个子虽然不高，但是敢作敢当，风流倜傥，当年在香港经营东南棉纺厂风生水起，赫赫有名，遗憾的是1958年汉堃先生突发心脏病，英年早逝。”学进先生这样评价査济民先生，“像国老一样，非常聪明能干，做事业的一个显著风格就是能够举一反三、游刃有余”。学进先生对长辈的回忆中永远充满温情：“査老对我非常好，经常把中午的便当分一半给我，让我一起在办公室用餐，待我非常亲切，我在心里一直感念他老人家。”
    两次暂短的交谈，学进先生都谈及父亲，“对于我父亲（编者注：刘国钧先生三子刘汉良先生），用三个字可以概括：第一个字是忠，父亲对祖父的忠心，对父亲的大成事业忠诚；第二个字是义，他对兄弟姐妹的义，大义为先；第三个字是爱，对子女的父爱如天。这三个字我想讲的故事很多……”当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想继续多了解一些刘汉良先生的情况时，刘学进先生却低语道：父亲去世有日，直到现在还只能放在心里独自承受，“我希望今后当自己真的可以放下的时候，把这份深厚的父爱拿出来，写一些东西”，说到这里，学进先生的眼里湿润了——
    父亲对于学进先生的影响很大。据说1954年从巴西归国的汉良先生一生记有三本日记，一本记得是“人”，他记录与他接触过的人的特点和印象；第二本记得是“事”，身边发生的重大事情，他都有详尽的记录；第三本记得是“账”，因为搞经营，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刻画他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坦荡的为人之道。
    观察学进先生的谈话，思维缜密、严谨。他多次提到，如果做国钧文化，包括出国钧研究期刊，系列研究专著等，要经过反复的调研，查找实证，要坚决摒弃那种一知半解、凭空想象的揣度。在交流中，有三次提及实证，令我影响深刻。一次是在谈及传承刘国钧先生的经营之道时，他说，“常州档案馆有近万页的大成档案，其中有账单，有董事会的记录等等，应当要认真抽看部分内容”；另一次说起刘国钧先生捐献给常州博物馆的个人藏品时，他建议，查找常州统战部的资料，结合资料和档案、实物进行研究；当谈及査济民先生曾称刘国钧先生为第一任师傅时，刘学进先生马上补充说，这个提法可以见査先生在常州工学院的讲话稿。
    短短的两次接触，尽管人物印象还是初步的，但是，学进先生那总是习惯性地把手一挥，痛快地说：“校长，我个人很愿意多做一些工作，多尽力。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会尽力而为。在我这里，绝不因为个人原因而拖延。”热情爽朗、谦和低调，均溢于言表，真让人难以忘却。

刘国钧夫妇与儿媳王翠凤及幼孙合影（右一为刘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