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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钧传奇•埠头跳板
[来源:本站 | 作者:王亮伟 | 日期:2014年12月12日 | 浏览746 次] 字体:[ ]

    我们到达湟里已是中午12点多了。
    据说当年刘国钧跨过长江来到江南的第一站就是湟里,到达的时间也是中午时分。这真是巧合!我们没有刻意还原当年景象,如果此时能和刘国钧产生些共鸣,那一定是这四个字:“饥肠辘辘”,猜想当年已穷困潦倒出来闯天下的刘国钧更会有这种“饥饿感”。
    车沿着老街行驶。我们一边寻觅当年曾让刘国钧流连忘返的老街旧迹,一边也寻思着能找家当地的土菜馆用餐就好了;当然,如果能碰着个老湟里人聊聊湟里,聊聊埠头,那就更好了。哪知寻了一圈,各种杂货店倒挺多,就是没有饭店,终于见着的却关着店门,让人失落。
    无奈之中,我们绕出老街进入新街。新街上商铺的门面确是气派多了,但饭店却出奇得少。到了与省道交界处,才遇一“怪味老鹅”店,尽管大家对“老鹅”并不感兴趣,但“饥不择食”,径直投奔进去。
    这是当地王氏兄妹三人合伙开的一家火锅店,虽不是双休日,但兄妹“股东”三人再加一个妹夫四人都坚守在店堂。有点尴尬:偌大的店堂里面没有其他食客,我们四位“寻隐者”加“老板”兼服务生共八人,主客比1:1。像是今天的第一档生意,他们很热情,也绝不是那种宰客的店主。他们实话实说,店里只供地产“老鹅”,一只大炖锅外加八盘火锅菜,全部“家底”和盘托出,价钱公道,只收165元。“醉翁之意不在酒”,对“老鹅”我们没有可挑剔的,关键是要完成寻访任务。
    得知我们来意,王氏兄妹又是实话实说:尽管他们是当地人,四五十岁年纪,但他们不知道有一个“中国纺织巨子”在迈出人生第一步的时候,当年造访过湟里;只是因为常州有个刘国钧职校,他们才知道刘国钧,仅此而已。
    正当我们神色沮丧,王氏妹妹突然记起说,他们的门房叔叔王仁良是当地《镇志》的主编,算是老掌故,可以请他说说。我们将信将疑,王氏哥哥又从里屋拿出一本《湟里镇志》,并在编委会名单里找到“王仁良”;还说可以帮着联系,也可以用车接叔叔来“老鹅店”接受采访。当时已是12点半,老人家是否要休息;一个电话过去,老先生已被人请走,早去“村前”打牌了。


    也不知“村前村”有多远,我们匆匆用完餐,就急着出发了。王氏兄妹真是热心人,哥哥开车帮我们在前面引路;15分钟的车程,我们到了一户村里人家,见到王仁良老先生。
    这是位身板硬朗、精神矍铄的老人,古铜色脸,说话洪钟一般。老人70多岁,原是村前小学教师,150万字的《湟里镇志》他独自撰写了80万字;除担任编辑外,还兼职美编、摄影、绘图等,用现在话说,是位“多面手”。
    见到这位“老活宝”,我们很兴奋。说罢来意,我们一口气提出三个问题:刘国钧当年选择湟里的理由是什么?刘国钧流落在湟里街头的半年做了什么?湟里的经历对刘国钧成长的影响又是什么?
    王仁良老先生笑了,他淡淡地说,他并不熟悉刘国钧,也没有见过刘国钧;倒有一位93岁的沈先生熟悉,但去年已过世。据沈老先生生前介绍,刘国钧上个世纪初来湟里做学徒,老板看不上,说其个子太小——刘国钧自称16岁,其实仅是15岁——无奈之下,刘国钧即流落街头,先是帮人沿街贩卖麻糕(现在老街还有那种用麻糕桶烘贴的麻糕),后是为了生计,帮人干点杂货等。
    这种流传的说法与《刘国钧自叙》的记载基本一致:
    秀方叔把我领到柳永丰京货店里,指着我告诉老板说:“就是这孩子来拜你为师的。这时候只见老板的两只眼睛直盯着我,把我从头到脚来回扫了两遍,问了我的姓名和年龄后,他把秀方叔拉到一旁,说嫌我矮小瘦弱,不够学徒条件。”傍晚,我们找了个客栈住下来后,秀方叔才告诉我说:“柳老板这人真不够意思,我好说歹说让先试工几天他都不答应,反倒责怪我把个黄毛孩子荐给他有啥用。”我说:“三叔,我金生个头看起来是瘦小了点,但我手勤脚勤你是知道的,我不会吃他的闲饭的,那老板也太小看人了。”秀方叔无可奈何地说明天把我送到常州码头,让我仍旧搭船先回生祠堂,待他到别处落实了以后,再回去带我出来。我想了想,就对他说:“三叔,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次出来,不混出点名堂来,我是绝不会去的。”
    刘国钧在湟里举目无亲,纯粹是个流浪儿,但他“横下一条心,要在外面闯一闯”。在湟里,刘国钧什么都做,“帮人家打短工、做小工、帮客栈里烧水、打扫、做杂事。每天早晨还穿街走巷卖麻糕,把一天的伙食费赚到手。”(引自《刘国钧自叙》)。这段不长的经历确也锻炼了他独立处事的能力。
    湟里老街上不少店堂还有老式的排门,我们也体验了一番:先一扇扇移下,再一扇扇排上,小伙子尚且觉得费力,更何况当时年仅15岁的小个子刘国钧呢?
    在纷繁复杂、世态炎凉的大社会里,刘国钧并没被压垮,更没倒下。


    刘国钧当年首选湟里,关键取决于他的介绍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秀方叔”,即柳秀方,刘国钧称他为柳三叔。据刘国钧生前介绍,柳三叔是个走南闯北的人,见识广、胆子大;当年刘家特别嘱托柳秀方要带刘国钧外出闯荡。在家乡生祠镇,刘国钧人小心大,早想闯荡江湖,这次算是找到了领路人。
    湟里是何地方?当年的柳三叔如此看重。王仁良先生给我们画了张地形图,并指着草图开始了他的“滔滔不绝”。
    自元、明以来,湟里一直是宜、溧、皖三区至常州、苏北方向陆路的重要通道,孟津河纵流南北,湟里河、北干河、涨河港横贯东西,水路交通亦十分便利,五湖四海的来湟商船多泊于杨柳桥畔,故湟里又名“杨柳埠”,俗称“埠头”,是武进西南的商贸重镇,商贸辐射周边四县十六镇。杨柳桥畔桅杆林立,牛市场上人头攒动,猪行桥畔交易兴盛,钟楼街上熙熙攘攘。据《湟里镇志》记载,当年南货业、粮油业、棉布业、百货、五金及手工作坊、饮食服务行业兴旺发达,湟里市场一片繁华。1928年(民国17年),湟里镇即有南货业15户、百货5户、杂货5户、烟叶2户、粮油业6户、棉布衣装11户、铁木业7户、典当银楼5户、药铺5户、酱园糟坊2户、饮食服务业几十家。
    这样的地理和商业环境,对于外出闯荡的刘国钧而言,无疑是非常合适的。
    问题出在老板没有看中他。我们倒真的不能责怪当年的老板故意刁难,刘国钧确实年纪小、个子矮,这样的劳动力对老板来说并无兴趣。可此时的刘国钧已是开弓的箭,“宁向江南一尺,不向苏北一丈”,穷和苦,逼迫刘国钧要到江南见见世面、闯一闯,哪能回头呢!
    刘国钧离乡背井时就抱有信心,“路是人走出来的,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不怕吃苦,舍得吃苦,手勤、脚勤、嘴勤、脑子活络,前程总会远大的。”

    但理想和现实往往是两回事。
    刘国钧闯荡江南跨出的第一步即严重受挫,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都说苦难是所大学,在炎凉世态中如何捕捉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商机,得以解决立足生存。这是摆在刘国钧面前最现实而又最紧迫的问题。这不仅考验着刘国钧的耐力,更考验着他的智力。事实是,“埠头”经历成了刘国钧人生发展的新起点,也成了他从商觅生的一块“跳板”。
    当年的“埠头”会给刘国钧留下什么呢?
    比如,“埠头”有较为完善的集贸市场。王仁良先生为我们介绍了湟里老街的钟楼——可惜钟楼在1967年已拆除,从留下的地域面积看,这里像是一个街心小广场,当年肯定是整条街的中心地带。新中国成立前,湟里镇街自西向东,从漕沟河至谢家弄称为上街头,从谢家弄至钟楼称为中街头,从钟楼至猪行桥西称为下街头;整条街道呈弧形,长550米,宽3米。原来,街东首南面河沿为苗猪集市场所,因而得名“猪行湾”和“猪行桥”。原湟里小学东、思贤塘北有一个面积10多亩的牛场,是苏南较大的耕牛交易市场之一。当时,镇区大都是破旧零落的平房,高低参差,仅有个别乡绅在中街建造小洋房;王仁良老先生介绍说,中街的“砂石弄”,留有清末民初建筑。我们赶去现场,离钟楼中街不远处,果然有一仅宽1.2米的窄小弄堂,这应该算是当年刘国钧流落埠头的“原始凭证”了。
    在湟里老街,虽没见着饭馆,但“汉平牛肉”、“汉民牛肉”的招牌很显眼。王仁良先生说,这再次证实湟里当年市场的繁荣。从清末至20世纪70年代初,“埠头”牛市场上的牛肉汤摊头旁,从早到晚人头攒动,福生楼里的“烩羊肉”生意红火。散市后,各地“牛头”聚在茶馆酒店,或品茶谈生意,或喝酒尝鲜,但总要吃“烩羊肉”和“牛肉汤”,尤其是清香酥红的“吊烧牛肉”(卤制牛肉)。他们吃了“潮的”,还要带回干的(吊烧牛肉),因此有“吃牛肉,到埠头”美名,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初,铁牛代替了耕牛,牛市场也渐消失;但是,烧制湟里牛肉的后生却能继承传统,直到今天成了地方品牌。
    再说湟里镇集市每逢农历“一”、“六”为镇“落”,至今也有几百年历史。
    先说“猪落”,客商乘船从孟津河入湟里河,猪行桥南便是猪苗市场,20世纪60年代才迁至牛市场东南。客船过猪行桥、南木桥直至思贤塘东闸下,便上南新街,到猪苗市场。
    再说“牛落”,湟里牛市场设在思贤塘北,原湟里小学门口,占地10亩,是苏南最大的耕牛贸易市场。每逢牛落,安徽广德、宿州,浙江长兴、湖州,以及泰兴、沙洲等地的“牛头”(熟悉牛脾性人或牛经纪人)隔夜来到,宿于客栈,清晨聚会茶馆,交流各自的“牛经”。拂晓开始,数百头牛云集牛场,三五个、七八个“牛头”围着即将出手的牛转来转去。先是牵着牛,用树枝或长烟杆吆喝,转几圈,遛一遛,看腿力、察蹄型,或抓起牛鼻子,伸出一只手,塞进牛嘴里,按住翻卷不停地牛舌,数一数是四齿、六齿,还是“白口”;再有权威开始喊价,喊出的价格一般相差不大,买卖双方的牛主人和经纪人略略算计就拍板成交。过后,买卖双方的牛主人都要给自己的委托人一定的“佣金”,一般为牛价的“1%”。
    除了“镇落”,还有庙会。民国时,每年农历3月28日是湟里镇城隍庙、东岳庙行会日。除城隍庙行会内容外,尚有艺人调判官、调财神、跳钟进士嫁妹舞,也有扮罪人的,扮讽刺性的吹牛拍马、棺材里伸手等,出会时,城隍神像也伴同出巡。自农历3月26日至28日三天为湟里大节场。
    集市、买卖、经营、交易,这些早期的市场概念,都让年幼的刘国钧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后来的刘国钧从商之路,可以断言,不能没有“埠头”印象。


    我们问王仁良老先生,湟里渡口在哪里?他说,湟里镇地处滆湖与长荡湖之间,河道纵横,水运便利。原渡口较多,以利通行、农用。后新建了公路桥、民用桥和农用桥100多座,人渡、农渡逐步被取代。2005年,渡口均消失了。
    说刘国钧当年从常州港码头乘班船前往湟里是可信的。民国初年,水路客运主要靠班船,木质结构,一般8-15吨重,航行靠摇橹、拉纤、扯蓬。据1926年《武进日报》记载,东安乡有班船顺孟津河北上至常州,停泊于常州米市河,人货并载,每晚开行;另有私人开的客运快船,停泊常州篦箕巷,日夜开行,大船载客30人,小船载客20余人。按王仁良老先生推算,坐班船从常州港到湟里,半天时间肯定来不及。他说,即使是从常州西门外表场码头开往湟里的轮船,经大王庙、沈家、安欢渎、土桥、港口、官庄、夏肖、丫河、牛塘等处,尚需要6小时之多。木质结构的班船用时更多,路途更远,旅途更辛苦。
    好在这不是太重要的事,自然不必去争个一清二楚。


    刘国钧流落在埠头的七月某一天,柳三叔回到埠头,这次带给刘国钧的是一个喜讯,他帮刘国钧在奔牛镇找到了一个“学生意”的店家。是不是喜出望外,说不清,但为了这一天,刘国钧整整等了大半年。
    为什么拖延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无法考证。但对刘国钧来说,他肯定无怨无恨。
    因为刘国钧在生祠镇就想着出来闯荡,原因很简单,“我喜欢做生意”。但在生祠镇一直没有机会和条件,为了走出生祠镇,他从辍学开始,苦熬了7年时间,又何在乎这半年呢!再说,刘国钧在“埠头”半年也没清闲过,他游历了无数的店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结识了许多人物,这就是“原始资本”的积累。
    从“埠头”这个“跳板”,他可以进行一次人生新的“跳槽”。
    事不宜迟。第二天,刘国钧就随柳三叔向奔牛进发了。
    此时此刻的奔牛,对刘国钧来说,是怎样一次选择呢?
    前途仍然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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