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本家刘国钧1887年出生于靖江生祠堂。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赴武进学徒，后在奔牛镇集资开办布庄。因辛亥革命爆发，奔牛镇上各商家纷纷关门息业，外逃避乱，而刘国钧坚守阵地，独家经营京广洋货，从而积累了第一桶金。1930年，刘国钧接盘大纶久记纱厂，创办大成纺织染公司，至抗战前夕，大成公司资本金由最初的50万元，增至400万元，纱锭由1万枚，增至8万枚，从1个厂扩张到4个厂，被经济界誉为“罕见的奇迹”。

书写刘国钧的创业史，无法回避另一个人物——刘靖基。

刘国钧与刘靖基最早接触于1930年。当年，刘国钧与大纶久记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以50万元接盘大纶久记，先付定金5万元，余款在一个月之内付清，逾期协议作废，定金不退。为此，刘国钧四处招股，但屡屡遭挫。后来，他找到常州工商界名流吴镜渊，吴答应参股，刘邀请吴出任公司董事长，自己担任经理。而吴镜渊的女婿即为刘靖基。

刘国钧与刘靖基一见如故。听说刘靖基是靖江人，而且又系同姓，倍感亲切。为了摸清宗族关系，刘国钧专门派朱希武回靖江查阅刘氏家谱，结论是，刘靖基确系刘氏宗族成员，虽然比自己小15岁，但却是刘国钧的叔伯辈。从此，刘国钧以“阿叔”相称。得知刘靖基出身于染化专业，又有在纱厂管理经验，便主动邀请其出任公司协理，负责大成公司上海办事处的业务工作。大成创立之初，刘靖基每周回常州向刘国钧述职一次，两人一主外，一主内，配合默契。

据刘国钧口述的回忆录介绍，刘靖基出身寒门，而吴镜渊系名门望族，所以，刘靖基年轻时在吴家颇受歧视。为帮刘靖基撑腰，刘国钧借钱给刘靖基购买公司股份，提高占有份额，提升他在公司的地位，也提升他在吴家的话语权。刘靖基足智多谋，他在上海迅速打开经营局面，工作有声有色，深得刘国钧倚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成一二三厂毁于炮火，公司被迫迁移至武汉，刘国钧也辗转来到武汉。而在长江另一端的上海，因空间距离的拉长而变得鞭长莫及。随着大成公司的日臻壮大，上海办事处已经成为公司的销售中心、物资中心、财务中心，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刘靖基原来每周回常州述职一次，后来变为每月一次，再后来变成大事则回，一般不回，小事电话电报告知。刘国钧有较强的管理控制力，唯独对上海无法完全掌控。一者刘靖基功高震主，二者上海有吴镜渊坐镇，吴镜渊德高望重，翁婿二人坐镇一处，一为董事长，一为协理，拥兵自重，刘国钧颇有掌之失控之忧。

1938年6月，长江中下游被日军全线占领，而大成公司在瑞士订购的二万二千枚“利妥”纱锭恰在此时到达上海。刘国钧不顾生命危险，绕道南方回上海视察。

在这狼烟四起、战火纷飞的时刻，刘国钧突然出现在上海，令吴镜渊、刘靖基深感意外。刘国钧提议用新购的“利妥”纱锭在上海办一家纺织染公司，吴镜渊则提议召集在上海的董事开个董事会研究一下。殊不知，在沪董事基本为吴镜渊、刘靖基掌控，结果，董事会的确同意了刘国钧在沪办厂的提议，但却选举了刘靖基为上海公司（即安达公司）经理，刘国钧仅为董事。刘国钧大权旁落。

安达公司基本由刘靖基掌控，刘国钧难以插手，这让他十分恼火。其时，上海沦陷，地价大跌，刘靖基想用公司公积金购买地产。而刘国钧认为购买地产直接受益者是日本人，公司的钱应该投资到内地，应该用于复兴大成，发展生产上。而刘靖基坚决反对投资内地，认为那是拿钱打水漂。两人争执不下，最后刘靖基强行购买了大量地产，刘国钧则强行划拨900万元至重庆办事处。两人的矛盾从此不断升级。

刘国钧离开上海后，赴重庆与卢作孚合作创办大明公司。1944年，日军节节败退，刘国钧回到常州，逐步恢复大成一二三厂的生产。1945年，刘国钧与刘靖基矛盾加剧，刘靖基提出安达公司从大成公司分离出去，刘国钧坚决反对，后又被迫同意，从此刘国钧彻底失去对安达的控制权。

1949年初，刘国钧避居香港。1950年9月，刘国钧听说刘靖基拟将大成与安达合并，情急之下，刘国钧不顾术后身体尚未痊愈，断然回到上海，在大成公司临时董事会上与刘靖基唇枪舌战，终于阻止了合并风波。从此以后，刘国钧在常州管理大成，刘靖基在上海管理安达，两人虽然都是对方公司的大股东，但在经营管理上井水不犯河水。

1952年1月，刘国钧与刘靖基均有公私合营意向，大成公司与安达公司先后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关于召开股东临时会的公告》。随着利益格局的变化，两人的矛盾有所缓解。经大成公司元老谢钟豪、蒋尉仙、俞泽民的撮合，刘国钧与刘靖基在上海刘靖基公馆见面，两人握手言欢，相逢一笑。

但是，刘国钧对刘靖基的怨恨并没有就此消融。刘国钧在1962年口述的回忆录里，对刘靖基进行了言辞犀利的批评。在刘国钧看来，刘靖基有忘恩负义之嫌，有巧取豪夺之举。刘靖基的发迹靠的是他的提携，安达公司靠的是大成。谁知刘靖基得寸进尺，进而分庭抗礼。而在刘靖基看来，他与刘国钧一开始就是合作关系，并非栽培与被栽培的关系。当年他任协理，非刘国钧之恩赐，一者源于自己的专业特长，二者源于岳丈吴镜渊的威势。况且，对于大成，他是理所当然的有功之臣。没有自己成功的营销，哪来繁荣的大成？而自己出任安达经理，实为众望所归，何谈巧取豪夺？

历史的天空已烟消云散。笔者认为，刘国钧与刘靖基均为我国杰出的民族资本家，他们的创业精神、工商成就与爱国情怀均受到历史肯定与后人敬仰。至于他们之间的矛盾与纠葛，既是历史造成的，也是个性决定的。如果我们不给他们贴上“伟人、圣人”的标签，而是以凡人、俗人的眼光去看待他们，一切恩怨都显得平常而合理。

作者简介：李筱钢，男，靖江市图书馆馆长，多年进行刘国钧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