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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钧的社会责任观
[来源:本站 | 作者:王运奇 | 日期:2014年12月12日 | 浏览1554 次] 字体:[ ]

时下,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已成为我国学术界与企业界关注的理论研究焦点与热门话题。南京冠生园的“月饼馅事件”、三鹿的“毒奶粉事件”、富士康的“员工跳楼事件”、云南南盘江江中排污事件、以及“地沟油”、“瘦肉精”等丑闻被频繁曝光,使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这一问题备受关注。但是,笔者通过阅读文献资料发现,我们在研究当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时,往往多以国外企业家为参照对象,以我国企业家为研究对象的甚少,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产生疑问:是我们中国缺乏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而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异域呢?还是我们过去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而现在已经被世人所遗忘?事实上,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国现代杰出的实业家、著名的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刘国钧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刘国钧的一生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营管理经验和精神财富,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企业家的形象,其中,他主动践行实业家的社会责任为世人所称誉,对当代的企业家而言,依然具有学习和借鉴意义。

一、刘国钧社会责任观产生的背景

刘国钧强烈的社会责任观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1962年刘国钧先生在《自叙》中为我们描述了当时常州奔牛镇的社会现实[1]:奔牛镇是常州西门外最大的一个市镇,街道有3里路长,居民很多。近镇的村庄很稠密,田地种得很好,虽然没有像苏北那样有几千亩的大地主,然而有几十亩田的地主也不少。奔牛又在铁路和运河线上,交通便利,以致镇上的商业很发达。奔牛街上有赌场,夜以继日,押宝、牌九都有,是制造地痞、流氓的渊薮。地方上的流氓、地痞强赊硬欠,敲诈勒索的事屡见不鲜。当地居民的子弟,由于环境关系,能洁身自好、勤俭朴实的并不多见。有很多的年轻子弟,不走正路,即使出去学生意,往往也是半途而废,中途回来的很多。因为回来之后,可以到赌场里去混,做小流氓能弄些吃用,因此奔牛镇赌风甚炽。由于我是苏北人,异乡客地,没有“靠山”,于是就有很多人经常向我敲诈,甚至动手打人,这样一类事情,在奔牛的十几年中,是时常碰到的。看到很多家庭由于赌博被搞得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刘国钧的触动非常大,以至于使他产生了离开此地的想法。

从刘国钧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奔牛镇的民风之坏以致使刘国钧产生了离开此地的想法,也决定了他在后来办实业中严禁厂内赌博,始终把改变厂风、民风、重视科教和国民教育放在首位。在产生离开奔牛的想法之后,刘国钧开始寻找出路,由此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打算。

对刘国钧产生实业救国思想的主要因素是《民立报》。当在《民立报》中看到日本人提出要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要做皇帝等内容的时候,刘国钧义愤填膺,更增强了他的爱国主义观念。1915,“二十一条”的签订使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国货畅销,工业利润优厚。睿智的刘国钧审时度势,决定弃商从工,后来与蒋盘发先生合作创建了“大纶纺织公司”,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二、刘国钧社会责任观的社会实践

1.忧国忧民,实业救国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沉先生认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不同于西欧早期的资本家,他们创办企业不单纯是由于利润的刺激,其中有些人甚至主要不是由于利润的刺激,而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情绪也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因此,中国初期民族近代工业的兴办,从动机到集资、兴建、经营,都有明显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单纯从经济规律的角度很难给以合理的解释。[2]老一代实业家创办实业,固然赚取利润也是排在首位,但只要我们研究一下他们的创业史就会发现,他们大多忧国忧民,具有“实业救国”的思想。张謇、汤震、荣德生如此,刘国钧也不例外。

刘国钧的前半生,正是我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最深,人民追求独立、民主、富强的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刘国钧抱定“实业救国”的坚定信念,在辛亥革命不久,就全身心投身纺织工业,以打破列强垄断我国纺织品市场的企图。

在奔牛期间,由于刘国钧长期与棉纺织品打交道,他发现经营色布远比白坯布利厚,若自行加工则利润更丰。于是不久他便在自己经营的京货店中附设染坊,把白坯布加工成青布、元色布出售,结果利润倍增,由此,他从“土染坊”中发现了工业利润的曙光。

刘国钧曾言:“如果不振兴工业,就不能抵制外货。”他创办纺织企业,为的是“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抵御列强对中华民族的经济侵略。虽然在旧中国“实业救国”救不了国,但有这种思想诚属可贵。正是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刘国钧在办企业时才会高瞻远瞩,敢于和帝国主义列强一争高下。现今,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时过境迁,如今企业家们办企业已经与民国时期企业家们“实业救国”的思想境界有所不同。时下,虽然不乏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的企业家,但追逐名利的企业家也比比皆是,一些企业家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所以社会上屡次出现“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的现象也就显得见怪不怪了。

2.质量至上,诚实守信

刘国钧非常重视信誉,他深知良好的企业形象则来源于其信誉。要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就必须狠抓产品质量,质量好坏是产品能否立足市场的根本,也是最富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欲与积累多年企业经验的外国资本家一争高低就必须狠抓产品质量。为了与外商进行竞争,他多次对机器进行升级换代,还专门组织力量对外商品牌进行研究,分析外商品牌的优缺点,然后有针对性地开发新产品,克服外商品牌的缺点,扬长避短,将其击败。当时日商的“铁路牌”绒布,由于质地柔软,穿着舒适,市场上十分畅销。由于刘国钧的“双兔牌”绒布竞争不过日商的“铁路牌”绒布,于是他就组织力量对之进行研究,他发现“铁路牌”虽然具有柔软的优点,但也有底板绒太稀太薄的缺点,且绒毛不牢固,保暖性较差。于是他立即改进“双兔牌”的设计方案,在原料和工艺上大大改进,使“双兔牌”新产品既具有“铁路牌”质地柔软的优点,又克服了其绒稀太薄的缺点,由于“铁路牌”绒布绒毛丰满厚实,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从而一举夺回了被“铁路牌”占据的市场。[3]

刘国钧从事过多年商业,作为商人他深知产品质量的重要性。靠质量“创名牌”,成为其企业经营的重要内容。刘国钧所精心打造的“征东牌”色布远销海外,在纺织界崭露头角,成为名牌产品,获利颇丰。除上述各品牌外,还有 “六鹤纱”和 “蝶球牌”漂布、“大成蓝”色布等,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为了提高质量,超越日货,它曾三访日本,学习纺织技术。刘国钧有三句著名的经营理念,“货色要比别人好一点点,成本要比别人低一点点,价钱要比别人高一点点。”这三句话是他在国内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诀窍,一方面,因为他的产品质量比别人的稍好,虽然价格比别人的高一点,消费者还是比较乐意去买他的商品。另一方面,由于他非常重视经营管理,成本又比别人的稍低,所以企业的利润就更多了。他谱写的大成厂歌:“武进大成,纺织染兼营。提倡国货,对外竞争。出品力求精,成本力求轻。”就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经营理念。

刘国钧是我国近代史上富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从1930年创办大成公司并自己担任总经理。到抗战前,资金总量比大成初期增长了八倍,这种发展速度在旧中国是不多见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对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像大成企业这样八年增长八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在是一个罕见的奇迹。”[4]在刘国钧的发迹过程中,他既无权贵富亲可攀附,又未曾碰上暴富之奇遇。但却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创造如此奇迹,究其根本在于他的企业经营理念。刘国钧的经营理念,早为国内经济学界所推崇和肯定。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学者,《经济日报》、《工人日报》、《新民晚报》等许多报刊,或撰写论文,或著文研讨。至今他的宝贵经验仍被刘氏后人所推崇。刘国钧的女儿刘壁如女士曾说:“我父亲的创业经验,是用之不竭的宝库。我们海外自己的企业,至今还沿用他的宝贵经验,且屡用屡灵,经久不衰。”

刘国钧非常讲求诚信。武昌起义后,奔牛街上的一些店家假装倒闭,欠账不还,然而刘国钧却照常营业,不欠人家一个钱,赢得了极好的信誉。他认为,一个从事工商业的人,必须要在事业上、生产上得到利润,这样积累的资金才是光荣的;如果不讲诚信,靠假装倒闭,用害人的手段,是割肉补疮,是可耻的。抗日战争期间,大成损失严重,上海银行很是担心刘国钧欠账不还。刘国钧对上海银行的陈光甫说:“武昌起义时,市面上也一度动荡,而刘国钧的信誉如何,大家是知道的。我与别人不同,我和你说放心话,除非我刘国钧讨饭,只要我健在,欠你们的钱,一个都不会少。”事后,刘国钧确实也是这样做的。由于刘国钧的信誉好,讲诚信,所以,当抗战结束大成厂恢复生产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上海银行和当地的钱庄毫不犹豫,慷慨放款。

201421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2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当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关于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时指出:“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道德问题十分重要。我以为诚信和道德是现代社会应该解决的紧迫问题。企业家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实际上,在几十年前,刘国钧就给我们树立了诚信的榜样,今天的企业家,有谁敢说自己比前辈做的更好呢?

3.重视教育,改造国民

刘国钧认为:“开厂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安富尊荣,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生活。”大纶厂刚成立的时候厂风很不好,弊端很多。为此刘国钧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企业管理,堵塞和杜绝了这些漏洞。他要求职员、艺徒、学生、工人每天上课,教文化、学技术。针对女工大部分文化水平低的情况,他要求女工也分早晚集中讲课,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同时,他采取多项措施提高工人的福利:实行包饭,只按成本收费,不加任何费用;改良宿舍,设法消灭臭虫、蚊子和苍蝇,让职工能休息好,精神好;对本厂职工的子弟优先录用到厂做工,学习好的送到纺织学校进修学习。

由于厂内各种管理措施到位,工资奖励标准和待遇比其他厂好,大成各厂内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工人职员基本做到厂内外不赌钱,腐化问题也很少见,因为赌钱和腐化是要受到处分的。职工的生产情绪高,思想稳定,很少有流动现象。每届年终,工人带回去的钱总比别的厂多。由于大成工人工资高、厂风好,所以很多家庭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大成做工,那时候靖江、泰兴两县有这样的风气:如果要到苏南来做工,几乎非大成不可,否则父母妻子不答应,因为到大成钱带回去的多,规矩又好,人坏不掉,家长也就放心了。据说,当时的人们能进大成做工,就好比现在进入国企或者外企一样自豪,这种现象在旧中国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就是刘国钧。

刘国钧是个伟大的企业家,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通过改变厂风也间接地改变了当地的民风,改善了当地的社会生态。

4.苦心经营,抗战图存

1937813日,日本发动淞沪战争,京沪沿线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正在蓬勃发展的刘氏企业也同样遭到厄运。常州沦陷之后,大成一厂所有物资被洗劫一空,二厂几乎全部被炸毁,三厂被日军作为马厩。刘国钧虽然遭受这一沉重打击,但此时与列强抗争的信心和为国争光的决心没有改变。他立即将储存在上海的资金设备,以英商的名义注册,开办了安达纺织公司,自任经理。其后,又与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合作,在重庆北碚创办了大明纺织染公司,在重庆、昆明、香港、越南的河内、缅甸的仰光等地设立了办事机构,逐步把事业向海外拓展。在整个抗战期间,由于他苦心经营,我国的民族纺织工业不但没有被摧垮,反而获得迅猛发展,保存了实力。抗战期间,这些苦心经营的纺织企业为支援全国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5.献言建策,参政议政

全国解放前夕,刘国钧因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将大成公司的200台布机经台湾运往香港,开办东南纱厂,自己也在香港定居。后来他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便冲破重重阻挠,毅然返回内地,任大成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安达公司副总经理兼副董事长,并在1954年率先将工厂实行了公私合营。此外,刘国钧还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曾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至五届代表,197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历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江苏省副主任委员等职,参政议政,曾撰写《重视棉纺织工业,来配合重工业建设的建议》、《组织江苏省投资公司的初步意见》等文章,积极献言建策,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1962110日,在由惠浴宇省长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他恳切陈词,建议在农村发展养兔业。他说,养兔成本低,收益大,不需要粮食作饲料,有利于粮食生产,兔肉可食用,可出口创汇,兔皮、兔毛是皮革、毛纺工业原料,兔粪沤粪,肥效比猪粪还高,因此大力发展养兔业是发展经济、克服困难的一个好办法。他的建议得到惠省长赞赏,并得到政府采纳。之后,江苏省的养兔业的确有很大发展。

6.慈善济世,热心公益

刘国钧一生自奉俭朴,然而为公益事业却慷慨解囊。1933年他出资3000大洋疏浚生祠镇东首的大靖港,使其成为家乡的水运要道。后又出资开挖横贯生祠镇东西的团河和修建生祠镇的主要街道,并多次出资支援家乡的教育事业。1932年和1962年两次出资修建岳王庙。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大成共捐献50亿元(旧币),刘国钧个人捐献2.65亿元,并主动将留存于上海和香港的毛纺工业献给国家。

1972年为了支援家乡发展农业生产,他特地从瑞士进口一台价值60万元的恒温度标搪床,赠送给武进农机厂。请该厂工人加班加点,多生产10台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拖拉机,转赠给靖江县大兴人民公社,以支援农业生产。

刘国钧进入政界以后,关心“三农”多次为农村捐钱捐物,为教育捐资助学,并将自己多年收藏的部分字画和红木家具捐给省市博物馆。

三、结语

不难看出,刘国钧践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不仅使大成纺织印染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企业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也为自己塑造了良好的企业家形象。刘国钧把企业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把个人创业同救国兴邦结合起来,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作为追求个人财富的前提。他创业的根本动机在于“为社会造福,非为自己享福。”从这一点来讲,刘国钧的社会责任观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中国企业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是资金、资源、技术还是更优惠的政策?大量企业理论和实践表明,中国目前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既非资金、资源,也非政策、技术,而是像刘国钧这样一批富有创新精神、守法、守信、守则、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善于利用各种资源、能够创造经济奇迹的企业家。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远不是民国时期所能比的,当前中国企业家的财富实力也远不是民国企业家所能比的,但当前企业家的精神价值却远不能和民国企业家相提并论。企业偷税漏税,生产伪劣产品,污染环境,漠视生命,散布虚假广告与损害消费者权益等失德现象也层出不穷。

房地产的高额利润、食品药品质量事件、煤矿安全事故屡禁不止,更触目惊心地暴露当前企业家社会责任的缺失。虽然我们也有大灾大难后,众多企业家踊跃捐款的事迹,但从整体上看,现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还属于低水准。2009712日发布的《企业公民蓝皮书:中国企业公民报告书(2009)》指出,中国每年募集到的慈善款物总值约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GDP05%。目前中国企业逾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尚未达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没有履行慈善义务,没有尽到社会责任。[5]刘国钧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历史的标杆,今天的企业家,有谁敢站在这标杆前,说自己超越了前辈呢?

刘国钧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不能消亡,在今天却愈发显得珍贵,其社会责任观曾经达了世界水准的高度,这高度不能忘记,需要我们去超越。

参考文献:

[1]李文瑞.刘国钧文集[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月第一版

[2]李建求.一个实业家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6月第20卷第2

[3]史全生.论刘国钧的经营理念[J].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9月第16卷第5

[4]马寅初.马寅初演讲集第3[M].北京:北京出版社,192680

[5]汪洋.论民国时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张誊、卢作孚为中心[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

 

作者简介:王运奇,男,197312月出生,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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