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中吴核心地带的常州，自古以来就在季札和随后的儒家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百年。”在漫长的2000年历史长河中，常州出现过许多卓越的政治、理学、医学、文学、语言、艺术大家。宋代以后，常州的手工业兴起，到清代晚期，梳篦制造、土布纺织、印刷业已经形成广泛的市场。

然而，仅以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已远远落后于时代。

1733年英国机械工人发明了“飞梭”，提高了织布速度；1764年英国一位木匠制成“珍妮纺纱机”，把纺纱速度提高，跟上了织布机的需求。不久一位理发师又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初步解决了机械的动力问题，成本降低功效大大提高。紧接着并纱机、轧棉机、卷扬机、漂白机、整印机等等接踵而至，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世界被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工业化时代，可是闭关自守的中国还蒙在鼓里。

洋货闯入中国市场，中国人方才惊醒：办实业，求发展，成了民心所望。常州本是实学活跃的地区，先是人才方面已达到“东南无与常匹俦”，后有盛宣怀等人在全国大兴实业。面临这股历史潮流，常州的实业先贤们岂能抑制内心的躁动而不奋起力行。经过短暂的酝酿，进入民国时期，常州终于跟上了历史的步伐，开启了常州现代工业的文明。常州的奚九如、刘国钧先后挺身而出，他们下东洋、学西洋，以生产国货的方式抵制洋货，挑起挽救民族经济的重担。

1915年，刘国钧弃商办厂。他先和朋友合伙创办大纶机器织布厂，再独创广益布厂，进而扩大为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1928年广益布厂生产的布，在南京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上一举夺得了优等奖。无独有偶，常州厚生制造机器厂于1929年在杭州首届西湖博览会（当时是全国首次举办的博览会）上一举夺得柴油机金牌和银牌。常州这两家厂名声鹊起。从1930年起，他们率先形成规模，办成了遐迩闻名的企业。同时，这两家企业又带动全市农工商业发展，促进了常武地区的繁荣，造就了常州30年代的辉煌。历史把大成公司的创始人刘国钧、厚生厂的创始人奚九如推上了这个地区的领军地位，他们有力地推动常州现代工业群体的形成和发展。这两家企业相因相成、互补互利，到1937年 ，共创了纺织印染和机器制造行业的辉煌成绩；厚生厂为大成厂提供部分机器装备，大成厂为厚生厂提供了产品市场。据徐凯卿先生《奚九如与厚生制造机器厂》记述，1936年，大成扩展成拥有纺、织、印、染完整体系的四家大厂的公司，其中大成四厂设在武汉，一次就向厚生订购织机200台。在大成的带动下，常州已有纺染织厂40多家，开动机器6300多台。当时大明纱厂及其他纺、织、染工厂设备维修和机器增添无一不与厚生厂结缘。可以说常州纺织与地方机械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互相促进、并驾齐驱的关系。

说起常州机器制造业的兴起，就要说到奚九如的创业和发展。

奚九如，又名奚臻，1878年出生于常州北乡史墅村一个栖身奚氏祠堂的农户家庭，从小随父过着农耕生活。他与刘国钧稍有不同的是，17岁中了秀才，第二年（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他便成了末科秀才；仕途无望时，受朋友新思想的影响，决定走上实业富民道路。在后来的逐年实践中，他的生产救国思想渐渐明朗起来。这在他1944年写成并印发的《如何生产救国》一书中有了充分的论述。他独自去日本游学一年后，决意投入工业救国行列，先在史墅制造农器具，后来又到常州锁桥桥堍与朋友合资开办溥利米厂，次年（1913年）在米厂旁永宁寺建成“厚生机器制造厂”。奚九如从生产火油机、戽水机、挖泥机，机器客轮，制造引擎拖带农机，摸索到后来专一生产柴油机。期间他多次去上海考察洋人的机器，向洋人学习，购买洋机器回来仿制。经过十多年的试制和改进终于产品成熟，“九星牌”品牌也随之打响。1927年《武进工业调查录》曾评述道，“机械兴而物质愈进于文明，亦工业日臻于繁颐。国计民生，具有关系焉。” 1929年，厚生厂在西湖博览会展馆屋顶上做了一个电光广告牌楼，这是用厚生的引擎与上海华生电器厂的发电机配套发电的，在当时算是最先进的灯光广告。西湖博览会令厚生九星牌柴油机从此蜚声全国。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常州出现了一位更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刘国钧。

刘国钧本名刘金生，1887年出生在靖江生祠镇的一个贫寒家庭，7岁前，虽只读过8个月的书，中华传统思想在她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岳飞的故事使他从小就受到爱国思想和英雄气概的影响。为了谋生，7岁开始，他扎过纸车纸轿，挎篮卖过水果，还寄生于道观学过道士，做过酒酱坊学徒。14岁独自来到江南。在奔牛镇卖过烧饼油条，帮人撑船……经过一番“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锤炼，刘金生渐渐成了奔牛镇上的首富。他解决了家庭的温饱问题，也为进一步创业掘到了第一桶金。1915年刘金生毅然决定弃商从工并改名为刘国钧，以示报国大志。刘国钧说：“我觉得经商只能赚点人家丢下的钱，而且只是跟自己同胞争食。办厂可以跟洋人竞争，抵制洋货。只靠烧（洋货）、不卖（指商家不卖洋货）只能用于一时，只有自己造出洋货来，才能真正抵制住洋货。”刘国钧去日本考察，潜入上海洋人厂里偷学技术，购进洋人机器，不是拜倒在洋人脚下，而是为了在纺织战线上战胜洋人。这是他的爱国情怀、民族骨气的表现。

这两家企业在常州现代工业文明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不仅为世人创造了物质文明，还为世人创造了丰厚的精神财富，有许多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之处。

其一，两家企业均起步于改善民生、抵制洋货时代。生产国货是他们自觉担当的民族责任。

其二，常州现代民族工业的起步和发展，一开始就形成纺织生产与机械生产相互契合的天然状态。由于本地同时产生了以厚生为领军的动力机械制造群和全套纺织机械制造群，所以发展的速度快、扩大再生产的成本低，设备和配件供应有可靠保证。常州的纺织工业凸显出发展平稳，后续力量强大的特点。刘国钧曾与无锡荣德生打算组建江苏纺织业集团。若非日寇侵华战争爆发，江苏的纺织业将足以驱退洋纱洋布，让国货收复全国市场，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

其三，重视人才培养，重视职工教育。

兴学育人，几乎成了江苏工业先贤们的共识。他们重视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必然要从现代教育开始，把国人带入现代科技时代。鉴于国弱民贫的现实，“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口号，化为实业家们在家乡大搞教育，大办学校的一股潮流。兴业先从教育起，在“教育兴业、实业兴国”思想的影响下，常州实业家很快付之于行动。奚九如于1904年即在家乡史墅捐款创立北向乡第一所完小，以后多次捐资扩建，旨在提高乡人文化水平。1913年厚生厂建立后，便接受从上海招来的“老鬼”（能把关的技术师傅）杜桂生的建议，建立师徒制，强化对工人的技术培训。他在1935年之前的23年中，共培训了千余名工人。这些工人后来成了生产骨干，有的离厂后成了新的机械铁工厂的老板，分布在常州、镇江、南京、无锡、上海等地，促进了苏沪机械工业的发展。

刘国钧在这方面做得另有特色。他早年受到黄炎培先生“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影响，感佩黄炎培先生的主张，“办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是为国为民之良策也。”刘国钧办教育的特色，表现在职业教育和职工终身教育上（可参见《刘国钧研究》创刊号中毕鉴忠文）。他创建和支持开办的高、中等专业学校，紧紧围绕以纺织工业为中心培养实用型人才。这为以后纺织工业大发展奠定了厚实的人才基础，保证了常州纺织工业经久不衰。

大成和厚生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行业领衔，又有相关行业配合，再有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支撑，其发展前景是无限广阔的。

其四，精神财富的创造，远甚于物质财富的创造

大成和厚生为常州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他们创造并留给后人更多的是精神财富。王亮伟先生曾评述过，“刘国钧，不仅仅是历史的；刘国钧，其精神是永存的”；我想用这两句话来评价刘国钧和奚九如在三十年代的贡献同样是恰当的。他们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他们勇于以国货抵制洋货，敢于学洋人技术还治洋人，为国人如何学习外国树立榜样。关于抵制洋货，当代经济学家茅以轼认为，“就经济学的理论来说，禁止交易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日本的锁国政策、清朝的闭关政策，导致经济、国力落后于他国。刘国钧、奚九如都能独立思考，一反常人抵制日货、禁止交易的做法，赴洋学习，取洋设备与技术，生产本国的“洋货”。他们学洋而不媚洋，他们尊洋人为师而不做洋人奴隶。学为我用，这才是最积极的爱国表现，这也为我们今天如何全力投身于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来反击洋货，维护中国人的经济利益树立了榜样。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日寇炸毁他们的工厂、劫掠他们的原材料后，依然顽强不屈地奋斗。这样的爱国精神永远值得后世敬仰。

其五，关心民生，为民兴善，是起源于民间的企业家共有的创业特点。

他们始终紧贴着民众生活需求。无论兴修水利、生产农机，还是碾米织布，他们无不考虑民众购买能力，无不为了国计民生。这与今天企业一味追求高额利润有天壤之别，也是许多企业不能久存的一大原因。

大成与厚生在三十年代虽有过共生共荣的历史，可惜1937年两家企业都遭受了日寇的轰炸与劫掠。厚生从此一蹶不振，大成则顽强生存。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大成迅速恢复生机，而奚九如离厂赴台，厚生厂脱胎换骨，得到新生。这是后话，不再赘述。

历史不只是供人回顾和欣赏的，它时时提醒人们，如何走好眼前和未来的路。我们敬仰先贤，学习先贤，就是为了勇于开拓，振兴中华，实现先贤们未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