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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济民:爱国兴业实事求是
[来源:本站 | 作者:刘高职 | 日期:2014年6月20日 | 浏览1209 次] 字体:[ ]

    爱国工商界——对査济民先生来说,这五个字是恰如其份,实至名归的。
    先说“工商 ”,査先生是中国染厂、香港兴业国际集团、名力集团三家上市公司的主席,在西非、美国、英国有多家公司、工厂;今年更在国内投资开办多家纺织染工厂,投资总额达到十亿元人民币,是一位大实业家。
    至于“爱国”,査先生是基本法起草委员、首批港事顾问、特区预委会委员、特区筹委会委员……
    不过,对査先生来说,“爱国”更重要的不在街头,而是实际行动。
    成立“求是科技基金会”,就是他近年一项新的、具有长远意义的爱国行动。
    一九九四年,“求是”头一年成立,向十位中国最杰出的资深科学家,包括:对“两弹”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邓稼先、周光召、于敏,航天火箭专家任新民、梁守槃、屠守锷、黄纬禄,以及数学家吴文俊、高分子化学家钱人元、断肢再植医院专家陈中伟,每人颁赠奖学金一百万元人民币,表彰他们为国献身的精神以及对推动人类科技发展的贡献。颁奖礼在钓鱼台举行,李鹏总理主持颁奖。
    对拿出两千万美元设立“求是”基金的目的,査济民先生“实事求是”的说“我认为中国要改善人民生活,中国人要能够足立于地球之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倡科学、技术。求是基金会就是根据这个想法去建立的。”
    另外,大概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査先生念书时很喜欢理科,高中时曾有机会升读当时“五大名牌中学”之一的杭州中学,但因家庭经济原因,他不得不放弃理想志愿,进入了一家职业中学,学习纺织印染,“以后就靠这个混饭吃了。”但对理科、对科技,他至今仍心仪未已的。
有些人是也很乐意捐助科技工作,但对捐的钱到底用来做什么研究,成果如何,则不大了了,也很少会认真的去关心或过问。但査先生不同,他对捐赠的对象、对他们的工作、对基金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关心和重视的。
    比如,基金头一年为什么集中授予十位老科学家?査先生有它的道理:“他们早年就很大成就,几十年对国家有很大贡献,但生活一直很清苦。说实话,我觉得中国人民有点对不起他们。比起那些‘万元户’、‘大款’,他们付出的和得到的是太不相称了。所以我希望先表扬、奖励他们这一代,但还是不能都照顾的到。”
    去年,有感于一些有才华、有成就的青年学者,由于国内研究条件,生活条件都不如国外,造成很多人学成不归,于是他想到在奖励对象、办法上做出一些改变,希望能帮助国家挽回人才、留住人才。
    至于增设集体奖,査先生更认为大有必要,他说:“有很多工作,都是一些‘无名英雄’在默默耕耘,他们个别看起来,可能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但作为一个集体,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如去年的兰州延津沙漠研究所,今年的‘青蒿素’研究和《中国生物志》的编纂,都是很重要的工作。青蒿素是从中草药中分离、提炼、合成,是迄今为止继走饪之后第二种能治疗疟疾的有效药物,对人类健康有重要价值;《中国生物志》的研究人员,为了采集标本,翻山越岭,辛劳了一辈子,他们的工作,为人类提供了不少一向被忽略的基本的生活资料,长远意义是非常重大。”

    爱国要做“傻事”?
    爱国,是需要一点“傻劲”,有一股精神的。査先生笑言,自己做过不少“傻事”——
    二十年前,北角电厂迁拆,地皮当然一早有人看中买去了,剩下十五万瓩的发电机组——包括三台每台五万瓩的发电机和四只锅炉,他斥资两百万美元买了下来。
    査先生的“丈人”刘国钧先生,是江苏省副省长,他买下发电机组,本想无偿送给江苏省使用;但当时广东省有关当局获悉后,表示广东对电力的需求更为紧张,要求机组能送给广东。
    査先生考虑到广东缺电情况告急,与香港亦接近,方便装拆运输,于是同意将机组送给广东。为此,查先生还专门接人到电厂“试车”,证实机组性能良好,负荷十足,完全没有毛病。其实,广东省派人派船到港,船泊在北角码头,把机组拆走,装运回去。但运回去之后,机组却一直摆在那里,没有装配使用。
    过了一段时间,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祁烽带着歉意告诉他,因为机组用的是燃油,而广东发电用煤,所以机组没法使用。
    又再事隔数年,査先生应邀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成立典礼,乘船归来时与新华社副社长李储文同坐,李储文问他有何感想?那时,他的感想就是“感慨万千”!因为核电厂总投资额三十五亿美元,发电量一百二十万瓩,五年后开工,每年光是付利息,就要三亿五千万美元。
    “北角电厂的机组如果从烧油改为烧煤,改装费用要不了五千万,只是三亿五千万的八分之一,而广东省也可以提早三、四年有电用,可以少买一些电。”
    那时,广东省鼓励外资开电厂,工厂可以用外汇付电费。但査先生打听之下,北角电厂那台机组已经送了去东莞虎门,且早已烂光,只剩下一台机芯,拿去改做变流器用了。
    而除了发电机组以外,早在很多以前,他曾向廖承志提出,投资引进美国“硅谷”的技术和设备,但当时“四机部”、后来的电子工业部都不赞成,说,“集成电路”中国自己可以造,不需要引进。“但直到今天,中国集成电路的质量还是未能完全过关,质量要求高的还是要进口。”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査先生认为,发展中付出一些代价、走一些弯路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吸取经验、不要再犯。而今年他关注到中国前进、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农业可耕地的减少及“南水北调”的问题。
    査先生说,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住屋、交通用的都是农地,形成可耕地的日益减少,粮食减产。而另一方面,北京、天津等地水源短缺,地下水平均已经要打到五十米,以至七十米;而“南水北调”进展缓慢,“远水难救近旱”,长远来说,华北平原农业将难以养活中国人民。而长远最有效的解决之道,便是开发西部,包括甘肃、宁夏、新疆等地。
    他希望中央能重视对西部的开发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做出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供决策参考。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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