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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后民族资本家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变化——以刘国钧为例
[来源:本站 | 作者:毛平 | 日期:2014年6月6日 | 浏览1984 次] 字体:[ ]

在我们研究以刘国钧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变化时,首先得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一段复杂的认识过程。

受前苏联的影响,早期的共产党人视资产阶级为敌人,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这样表述,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又何来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资产阶级?更遑论要推翻其政权?这种没有国情意识的论断显然经不起事实的验证,中共二大革命纲领即改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很明显,彼时的资产阶级(如果形成气候)是可以团结的阶级:毕竟,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其后,中国革命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又有了之分,是,亦,如何调整,怎样合作等等,这些问题伴随着民族矛盾、革命斗争,时起时伏。

经过20年的摸索,到了40年代,随着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不断深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作品中表述了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看法: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

从以上论述出发,我们反观刘国钧等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变化过程,就有一个较清晰的政治基础。

 

翻阅《刘国钧文集》、《从乡童到富豪》、《创业之路》等作品,我们很难看到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刘国钧在他的实业经历中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联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初,时年63岁的刘国钧在上海北京西路寓所召开常州代理人会议,决定大成公司在沪、常两地的经营正常进行,而自己则到香港暂避。

确实,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大势已去,人民解放战争已近尾声。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选择共产党还是选择国民党。选择共产党的即留在大陆,这些人或者是和共产党早有来往,对其有一定的认识;或者虽对共产党没什么了解,但经过这些年的折腾,算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跟他们走(去台湾)肯定没有前途,不如先留下来看看再说。

和大多数民族资本家一样,刘国钧在香港静观国内形势的变化:毕竟,国民党宣传的共党共产共妻确实可怖;再说,解放前后,工厂减产、商品滞销、工厂银行商店倒闭,工人失业,现实使民族资产阶级对自己的企业能否继续存在产生怀疑,认为共产党的政策变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时期,暂居香港的民族资本家(纺织业为主)纷纷在港开厂,于是,在香港九龙荃湾,刘国钧也办起了东南纱厂且很红火。

可现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9月通过了《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调整公私、劳资和产销关系。经过调整,生产恢复,市场活跃,留在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也由最初的疑惧转为兴奋,他们纷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措施,并表达对其的信任。

在香港,思念故土的刘国钧受《大公报》费彝民的影响和引荐,认识了时中国共产党驻香港负责人张铁生。张铁生的为人及对形势的介绍唤起刘国钧回大陆的信心,加之常州三个厂在原料不足的困难情况下,1949年底决算净盈利千余担原棉;于是,1950916日,刘国钧携夫人踏上归程:17日离穗北上,20日抵沪,30日到常州,受到热烈欢迎。其后,经过两刘风波(详见《刘国钧文集·传记卷》P74-84),刘国钧全心投入到大成公司的发展中去。和大多数民族资本家一样,此时的刘国钧是兴奋的,对大成企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1951年冬,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先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其后的19522月,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资产阶级受到的第一次大的冲击。正如刘国钧本人所说,因为我未曾经历过运动,感到非常震动;看到有许多经不起考验的人,居然出了许多意外,就更加震动。(《刘国钧文集·传记卷》P88)学界普遍认为,在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疑虑重重进而变得非常恐慌,其一,他们担心政策变,认为五反要消灭资产阶级——在他们的思想里,共产党迟早是要消灭剥削阶级的;其二,他们担忧自身的经济状况,认为三反五反是政府要钱;其三,他们担心个人前途,所谓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见师吉金《1949—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于刘国钧而言,在五反运动的检查交代阶段,他震动的背后同样有疑虑、恐慌。但是,单纯的刘国钧抱定把生命都交给国家的宗旨把在国外、国内和台湾、香港以及个人与公司等方面的一切的一切,都完全彻底和盘托出,无丝毫隐瞒。所以,经过将近半年的反复检查,刘国钧的大成公司被核定为守法户。据资料显示:当年的守法户约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25%-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如果补交漏税和退回违法所得即从宽处理。由此可见,民族资产阶级最初的担心只是囿于其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刘国钧完全改变了他原来的立场和意识,这是值得称道的。

1953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全国私营工商界普遍感到震动与不安,毛泽东曾形容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这些工商资本家们心态极其复杂,他们或不满又无可奈何,或犹豫和观望,或悲观和消极。当然,也有拥护总路线的,一些长期同共产党合作的中上层资本家多认为总路线是大势所趋,愿意走国营经济,比如刘国钧。

刘国钧说,总路线的提出,对于我热心于提倡发展工业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他的理由是,我们办企业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振兴工业;现在国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我们私营企业不管你怎样做得有成绩,力量总是有限的,况且私营企业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能把生产更向前推进一步,决不可以安于现状,我们要跑在前面。

其实尽管如此,我们不可忽视当时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召开各种座谈会,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宣传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周恩来就曾明确指出,资本家只要尽职尽力,不是唯利是图,政府和工人阶级就应使资本家有职有权,有利可得。这些表述照顾了资本家的合法权益,从心理上争取他们对党的向心力。

刘国钧的大成企业是第一批公私合营的企业。申请报告打出后,有数月没有得到批准的消息,刘国钧利用开会等机会,不断催促;同时,他还主动提出用自己大成的私股与南通大生的公股对换,以弥补大成公股比例的不足,以期早日实现公私合营。19545月,大成公司成为常州市第一家公私合营的企业。

在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之间,在物质利益和政治命运之间,刘国钧先生少有一般资本家的疑惧和不满、矛盾与苦闷、无奈与挣扎,表现出融合于社会主义建设浪潮里的大度和高远,及对民族发展的责任和大爱。

综上所述,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正确政策,才造就了刘国钧等一大批红色民族资本家;也是因为有了刘国钧等一大批红色资本家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亲密关系,才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雄厚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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