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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企业.文化——刘国钧的运河情节与大成文化
[来源:本站 | 作者:薛焕炳 | 日期:2014年6月6日 | 浏览1674 次] 字体:[ ]

刘国钧的创业之路基本是沿运河而走的。如果说常州旧城犹如一把琵琶,他在琵琶弦上奏响过中国民族纺织业的时代强音。

他一生热爱运河,情钟运河,命运与运河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先生的运河轨迹:谋生始于运河边,奔牛是他的创业的起点;企业办于运河边,大成是他的创业的经典;家庭安于运河边,口碑是他创业的金匾。

所谓大成文化,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刘国钧创办大成纺织染公司形成的企业文化。

大成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本人认为:是他“集古圣先贤之大成,树民族工业之旗帜,聚公司员工之合力,扬常州产品之国威”的一种时代精神,一种民族传统,一种内在品质。

何以这样认为,可从公司创立之名称、企业兴办之过程、员工培养之信念、大成产品之影响等诸多方面得到印证。

先生创办的公司名称先后有大纶、广益、大成等。“纶”为古人青丝绶带官吏系印所用,先生以“大纶”名企,不言而语;“益”为好处多多,“广益”即是让更多人受到利益;“成”为目标实现,“大成”意集古圣先贤成功之道。所有这些标明,先生的大成文化的实质就是兴业、益民、利国的成功之道。

先生创立企业最早时间在民国四年(1915年),其不同于同时期的买办官僚资本,先生是与邑人蒋盘发、刘宝森等人合资的民间民族工业。

刘国钧所办企业先后注册了数十个商标,除了有传统的“恭喜发财”“福鼎”外,有些商标明显带有“政治色彩”:如“蝶球”“征东”“精忠报国”等。按他的话说:“蝶球”意思是无敌于地球,就是要与外国人的产品敌一敌。“征东”就是征服东洋(日本)。

所有这些标明,刘国钧的企业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有了先生的这种思想理念,也就为后来的大成企业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先生的家庭背景与大成文化的源缘

大成企业文化又要从刘国钧先生的儒家思想说起。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刘国钧出生在常州府靖江县生祠镇。曾祖父业药行医,祖父开店买布,父亲设塾授徒。祖孙三代谋生之路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之处,这就是父辈家道与儒学相干:曾祖业药行医讲的是妙手回春,治病救人;祖父开店买布讲的是买卖公平,诚信为本;父亲设塾授徒讲的是有教无类,化被人生。这三者皆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

按刘国钧自己的话说:13岁那一年,我就与母亲商量要读书。我原来读过《百家姓》,有一部分《大学》,母亲同意了,开始就读《中庸》《论语》,一直读到《诗经》第二本,还读了《千家诗》,学对‘对联’。白天在老师那里读,晚上在家父亲教读。”

从刘国钧《自传》中至少可知,先生在少年时已接受过儒学教育。

刘国钧的出生地本身带有儒家色彩——靖江县生祠镇。

镇以祠堂命名,江南并不多见,而且又为为活人修建的祠堂,更为少见。清赵翼《陔馀丛考·生祠》:《庄子》 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盖已开其端。《史记》 布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公社;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祠,此生祠之始也。赵翼提及者皆系历史重要人物。靖江生祠堂是恰恰是为抗金英雄岳飞所建。

先生的家庭背景与家乡历史,对刘国钧的思想影响很大,因此,当他踏上人生之路,以传统观念谋生从业,以传统思想创建实业,以传统文化发展企业。

刘国钧既非耕读人家,亦非望族名门,而是贫寒家庭,生活很不稳定。祖父经营小土布庄,经营维艰;父亲屡试不第,靠坐塾糊口。刘国钧7岁那年,父亲突患重病,精神失常,母亲被迫外出帮佣,自己流落街头,吃尽人生之苦。

迫不得已,15岁那年,刘国钧借了10元大洋,渡江来常,在城西奔牛镇刘记京货店当学徒。当他学徒期满,有了工资,便回乡奉还借款,几年后,他依靠积蓄自己开设元泰京货店,接回帮佣的母亲,照顾患病的父亲。刘国钧年青时所做的一切,恰是传统家庭该做的一切。

如果说先生是以传统观念谋生从业,那么先生仍是以传统思想始创实业。
  二.先生的创业之道与常州运河的情结

刘国钧一生在常州经商创业与常州运河密不可分,来常后的数十年间,他几乎一直是沿着这条运河向前发展。

在常州的创业踪迹可归纳为“一镇四桥”。我们来看一下先生几个重要的创业节点。

奔牛镇——来常谋生的驿站。这里是江南运河常州西段的重要门户,又是武进西部的重镇之一,街长三里,户过千余,贸易已经繁荣。刘国钧这样介绍:时为武进、金坛、丹阳三县贸易交流之地,又有湖北、安徽、苏北外籍人员在此经商。

刘国钧在常谋生的第一站为什么是奔牛?原因很简单,就是经人介绍来了这里谋生。

先生谋生之路非常艰辛:10岁时就做小贩,以卖水果、白酒谋生;父亲犯病后,又学做道士,随人念经拜忏;14岁在靖江城内槽坊学徒。15岁由邑人柳秀芳介绍至武进埠头(今湟里),学徒未果才转至奔牛。这里已是刘国钧谋生的第四站,此年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刘国钧在奔牛时间共有14年,即1901年至1914年。其中4年,分别在刘吉升京货店、元泰绸布店学,3年积蓄18块大洋,回家省亲,偿还举债。1906年后任跑街、外柜,主持店务,暗蓄创业之心。三年后的1909年,与人合办和丰京货暨土染坊,自任经理,这是他经商创业的开始。至1913年,拥有的和丰、同丰两店资本已达2万余,刘国钧终于在奔牛运河边“挖到第一桶金”。

乌衣桥——弃商从工的起点。乌衣桥地处乌衣浜(南邗沟)与古运河的交汇处,对岸为青果巷。1915年,刘国钧弃商从工的起点选择在这里。

所谓古运河,是指江南运河在常州城内通过的历史最早河段。此河为春秋时期运河,当年,吴王夫差北望中原,称霸伐齐,于公元前495年开凿此河,至今已有2500年。而乌衣桥始建于唐永徽年间(503年),桥畔曾有大夫臧蒿寓居于此,故又名臧桥,至今亦有1500余年。明代以前,这里是漕运干渠,又是贸易商埠,清乾隆年邑人褚邦庆《常州赋》所云“入千果之巷,桃梅杏李色色俱陈”就指此地。

刘国钧创办纺织业的想法由来已久。

在奔牛开设京货店时,他已看到纺织商机:国人抵制日货,而国货又十分奇缺,为此,店内兼营布匹生意,很是红火,这一经营竟占店内总额的90%,这使刘国钧既看到国内纺织的前景,又能有效抵制洋货。在他看来:“商为分利,工为创利。”

刘国钧起家经商既然在奔牛,何因又将厂办在乌衣桥运河边?原因在于朋友的支持。

民国三年(1914年),刘国钧与城内蒋盘发、谢桂生、唐伍全、蒋荣荣、陆友仁等义拜金兰,结为兄弟,他们之中有懂行之士,如蒋盘发已有梅龙坝创办裕纶布厂的经验,而在奔牛,虽已经营10余年,但这里仍无兴办工业的基础。

民国四年(1915年),刘国钧将奔牛两店盘出,与蒋盘发、刘宝森、陆友仁等10人集资9万元,组建大纶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东下塘乌衣桥西(三将军弄)开设大纶机器织布厂,蒋盘发为经理,刘国钧为协理。厂内有布机220台,其中木机120台,铁机100台,由蒸汽机作动力,开创了常州本埠机械织布的先河。自主开发的斜纹布产品获得成功,定名“蝶球牌”,意谓“无敌于地球”,可谓雄心勃勃,常州产品由此从运河走向外埠,后来直至全球。

不过,此时的刘国钧,还只是与蒋盘发为主的合伙,真正的独立经营则是在3年后独资创办广益布厂才开始的。

新坊桥——乐业安居的家园。民国七年(1918年),由于受人离间,刘国钧与蒋盘发发生矛盾,一气之下,便离开大纶,独自在新坊桥椿桂坊35号创办广益布厂。

新坊桥与乌衣桥才一箭之遥,这里是先生的发迹之地,又是先生的安居之所,此桥对于刘国钧来说,是那么的重要。

新坊桥始建于梁大同元年(535年),元皇庆年间(1313年左右)重建,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修缮,桥拱9. 5米,通高8. 5米,全长35米,为常州城区最为古老的桥梁。

这一时期的刘国钧,创业依然艰辛:广益布厂依靠80台木机起家,自任经理,母亲亲自摇纱并兼管理,妻子鞠秀英管理布机兼做烧饭。由于治厂有方,先生以5000元的投资,当年获利3000元。运河对于刘国钧来说,变成滚滚财源。而此时的商标定名为“八益”,正合厂名广益,广益即意“益于八方”。

刘国钧在此创业,又在此安家,运河边的新坊桥成为他的安居乐业之所。

刘国钧自民国四年(1915年),举家迁居新坊桥南椿桂坊。长女刘璧如、次子刘汉栋、幼子刘汉良均生于此。这里顺便介绍一下椿桂坊的来历,这与先生的发家致富密不可分。

椿桂坊为北宋太傅张彦直所居。何谓“椿桂”?灵椿丹桂也。

灵椿者,传为长寿之树,后喻年高德劭者。《庄子·逍遥游》,云:“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五代时,后晋窦燕山有诗云:“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太傅张彦直,生有七子,奉养二十年,年逾八十三,寿比灵椿,子如丹桂

张氏家丁兴旺,七个儿子中有四子进士,另有三子亦为士子。崇宁元年(1102),张彦直与其子张守殿试同登进士第,一时传为邑中佳话。

刘国钧居此,可比当年张氏,刘国钧虽非致仕,却尊称“国老”。古人云 “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国老”三子一女, 上寿九十又二,已属灵椿株老,丹桂枝芳。刘汉堃、刘汉栋、刘汉良与刘璧如皆成栋梁之材,又有女婿查济民,经大成公司磨炼,后来成为香港纺织大亨,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

新中国建立后,刘国钧才自椿桂坊搬至运河对岸青果巷八桂堂。

白家桥——二度创业的基地。白家桥的原来桥名应称政成桥,这是常州城东第一桥。

所谓第一:一是所处的位置在东门外直街(又称政成街)的东端,过了此桥,已为乡间;二是城东单孔石拱桥梁此桥最大,可数第一。

此桥始建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清乾隆、道光、同治年重修,民国六年(1917年),天宁寺住持冶开清镕捐资在原址以东140米移建。

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出,白家桥原址就在刘国钧兴建广益二厂的厂门前,而新桥建成离广益二厂的筹建相隔才5年。

新坊桥堍广益布厂的创办成功,为刘国钧的二次创业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新坊桥的广益布厂还只是纺与织,二次创业重点放在染织上。刘国钧之所以在此建厂,还是看中这里的运河,交通便利,运输成本低廉,政成街后又有大批农田,利于企业发展。

民国十一年(1922年),广益二厂即广益机器染织厂在白家桥西创建成功,工厂设有木机180台,铁木机36台,配备浆纱、锅炉、柴油发电机等设备,员工200余人,第二年就投产收益。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广益二厂的铁木机已经由36台扩充至260台。

此年,开办近10年的广益布厂歇业,并入广益二厂,更名为广益染织厂。合并后的广益染织厂增添了染整设备,日产40码色布达100匹。产品商标则以“征东”“蝶球”为主,开启了先生“征服东洋”“无敌全球”的梦想。

德安桥——大成公司的摇蓝。广益染织厂的成功,激励了刘国钧的创业热情。民国十九年(1930年),集资50万元,再度发展实业,并接盘盟兄蒋盘发开设在德安桥北堍的大纶久记纱厂,组建大成纺织染公司。大纶纱厂改名大成纱厂,设纱锭10000枚,布机250台,当年盈利10万元。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广益染织厂并入大成纺织染公司,大成纱厂改名大成一厂,广益染织厂改名大成二厂。此年,大成一厂新增纱锭10500枚,织机200台。是年,大成纺织染公司净余50万元,注册增资为140万元,至抗战前夕,大成公司旗下已有4 家企业。19367月,武汉震寰纱厂并入公司,改名大成四厂,12月,大成三厂在白家桥畔开工建设,实业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按刘国钧自己的话说:“1930年以50万元起家,那时只有10000纱锭和250台布机,经过逐年的扩充和发展,预计在1937年底,大成公司就可拥有50000纱锭,2000台布机和日产5000匹印染布的设备,在这7年时间里,把企业扩展到5陪以上。”

更可贵的是:大成公司于1936年试制平绒、灯心绒获得成功,开创了这一产品的历史先河。

此时的刘国钧还有一个宏伟计划,他与无锡荣氏家属商定:无锡纺织业向西边洛社方向发展,常州纺织业则向东边横林方向发展,两地纺织业连成一片,建成东亚最大的纺织基地。

宏伟计划并没有成功,刚刚进入全盛时期的大成公司,随着日寇的入侵,常州的沦陷,大成公司在日机的狂轰乱炸中损失惨重:一厂设备厂房损失70%,二厂变成一片瓦砾,三厂成为日军马厩,他的“宏伟蓝图”成为泡影。

直到抗战胜利,大成公司才全面恢复生产,经过几年发展,规模超过战前。

三.先生的儒家思想与大成文化的联系

刘国钧的创业之路均沿运河而走,而常州的文化可以说集中于运河边。

话又回到大成公司之“大成“上。

刘国钧创办的企业先后用过大纶、广益,最终缘何取名“大成”?缘于他的儒家思想。

“大成”二字脱化于名言“孔子之谓集大成”。

刘国钧虽然学过道,信过佛,还在厂内设过“大仙堂”,但在他心中,孔子却永远放在第一位,公司之名显然缘于这位古圣先贤。

我们先从大成公司一只商标说起。公司于创立初期注册了“大成殿” 商标,设计图案为曲阜孔庙的主建筑——大成殿。

我们知道,兴建文庙,代表兴学、重教,主张尊孔、祭孔,借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文庙又称孔庙,是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场所。在孔子去世后的两千多年里,历代王朝,特别是开科取仕制度建立之后,孔子的尊崇地位逐步提高,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称之“至圣至尊”“万世师表”,全国各地修建孔庙,对孔子顶礼膜拜。

文庙建制到了宋代发展极致:“置学舍,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两庑”。孔子的封谥变成“至圣文宣王”,到元大德年间,又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随之,文庙的主殿“文宣王殿”也改名为“大成殿”。

我们从对孔子尊崇到大成公司定名,可以看出刘国钧对企业文化的良苦用心,总结先生企业管理经验,可归纳为以德、以仁、有和三个方面。

一是刘国钧以德政治企。刘国钧是个实业家,并非政治家,而在治理企业过程中却采取一系列的德政。

大成公司厂训为“忠信笃敬”。所谓忠信,就是忠诚信实。

《易经》言:“君子进德业,忠信所以进德也。”所谓笃敬,就是笃厚敬肃。《论语》云:“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大成厂歌这样唱道:

凡我职工,勤慎耐劳,振作精神。

言忠信,行笃敬,群策群力,一心一德。

努力,各负责任;

前进,集其大成。

一个企业,忠于国家,信于社会,笃于品牌,敬于员工,将企业命运与员工、客户、社会、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员工忠信,民众笃敬,这才是企业的百年大计,才会成就百年企业。

刘国钧对企业制定厂训,而自己亦有座右铭:“日月倘随天地在,勤俭终疗子孙贫。”“忌我安知非赏识,欺人到底不丈夫。”“心地光明,暗中自有青天。”

刘国钧的座右铭具有朴素的儒家思想,在他看来,终疗子孙贫困的最好办法是勤俭,印证“成由勤俭败自奢”的古训;欺负别人不是大丈夫,做人应该光明磊落,实践古人“心地无私天地宽”的名言。

据盟兄蒋盘发之子蒋鸿文回忆,先生曾用一副对子勉励自己:照如此已为过分;要怎样方算称心?

这是一副七字联的白话对子,通俗易懂,刘国钧的日常生活非常俭素,从不挥霍,总有一种满足感,生意场上那种吃喝玩乐的习惯,在他身上很少出现。他自称:“自己惟一的嗜好就是办企业。”

1948年,私立上海纺织专科学校毕业生请刘国钧题词,他写下“积缕成布,业勤则精,学以致用,衣被苍生”,体味词意,十六字内容正是他自己创业真实写照与切身体会。

终观先生的一生,刘国钧始终以德治企,收益匪浅。

二是刘国钧以仁义治企。刘国钧是个企业家,企业家除了日常经营,管理中很重要的是熟悉职工,关爱职工,信任职工。他把职工称之兄弟、姐妹,大成的成功就在于这一点,我们从刘国钧的文稿中有所了解。

在培养人才方面,他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就设立职工补习学校,“职员、艺徒、学生、工人每天上课,教文化、教技术。女工也分早晚集中讲课,提高他们文化。”对有培养前途的技术人员,由企业出资出国深造;在福利方面,注重工人身体,做好卫生工作,改善宿舍、食堂,如建女职工和养成工宿舍。还开办工人子弟学校——大成小学,建立“功德堂”,有贡献的职工去世可立碑入堂,又购地置办大成公墓等,工人福利在同行中有口皆碑。

刘国钧对普通工人都给以关心。有一位清花间工人不幸死亡,工厂为他开了追悼会,当场赠送200元丧葬费,马上又由儿子顶替做工。

当然,刘国钧也有他严厉的一面:奖罚是他治理企业中很重要的手段。工作勤俭就奖励,贪污舞弊就停生意,甚至开除出厂。按他的话说:“这样,职员、工人大家就都向正路上走,我的目的是要使所有工人、职员把力量都使出来。”

三是刘国钧以中庸治企。经营企业,兴办实业,讲的就是市场竞争,讲的是利益所在,这与儒家核心思想“仁”有所冲突。如何将儒家思想应用于企,刘国钧擅走“中庸之道”,不与人斗,对内讲团结,对外讲互助。

刘国钧26岁在奔牛经商时,患有精神病的父亲曾手书 “和以为贵,同而不流”一联与儿子,精神失常的父亲竟知“和以为贵,同而不流”,况且自己年富力强,更应懂得这个道理。自此,在刘国钧的经营生涯中,以“和”为核心的中庸思想一直根植于脑中。

蒋盘发是刘国钧盟兄,二人相互支持,开创了常州纺织业,均是地方民族工业的功臣。后来在经营过程中发生过矛盾,并且分道扬镳,但基于情意,还是重归于好。民国十五年(1926年),当蒋盘发由于经营不善,开设的大纶纺织厂出现严重亏损时,刘国钧不计前疑,帮助料理债务,又协助其在梅龙坝裕纶布厂(协源布厂)恢复生产,渡过难关。

正因为先生与蒋盘发的这次“和”,才有4年后大成公司的成功创造。

谈到先生的“竞争”与“团结”理念,作者所见两份历史资料特别能说明问题:一份是19299月的武进县商会组织的国货推广会记录。刘国钧言:“中国工商,欲求进步,须注意两点:一是商人必须对外竞争,不可专事对内竞争;二是中国各工厂,应以科学之头脑,工人之身手,与世界竞争。”

另一份资料是19348月工厂公务会议记录,刘国钧发言:“本公司有股东数百人,嘱托鄙人就经理此职,即负全厂之责,如靖基、绍云先生以及各位职员,倘有错事,便是我错。”

刘国钧讲竞争,讲的是对外的竞争,与世界竞争。对内,他主张精诚团结。

刘国钧讲团结又不是“和稀泥”,而是敢于担当,善于发挥他人作用。

大成公司是个股份制企业,刘国钧特别懂得“和”在治厂中的作用。刘国钧与刘靖基是企业的顶梁柱,刘国钧任经理,负责厂内生产:刘靖基任协理,常驻上海,负责办事处。“二刘”一内一外,配合得宜,如此情景,得益于“和为贵”的中庸思想。

本文以已故副委员长胡厥文对刘国钧的评价作为结束:

刘国钧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实业家。他幼年家境窘迫,15岁离开靖江,到常州学徒经商,后与人合开小店经营布匹,稍有积蓄即投身纺织业,创办了大成纺织印染公司,成为民族纺织工业的巨子,为我国的民族工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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